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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

“阻斷法”:中國政府開始設計對美“優勢抵消戰略”

王英良:從商務部新年頒佈的第一條法令可以看出,中國業已放棄對美國會“改弦更張”的期待,開始積極設計對美“優勢抵消戰略”。

2021年1月9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令》,作為商務部新年第一號令,《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正式實施。這一法令的推行標誌着中國政府在全球經貿規則領域主動打破“被動”適應西方規則和利益格局的局面,突出以“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為中心,設計本國的全球經貿攻防行動。

這一法令的頒佈有着深刻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

自中國改革開放起,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開始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全球化”賦予中國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國豐富的物質文明離不開與世界的互動,中國的發展利益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可以説,國際經貿是實現中國持續發展以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時至今日,中國依然未獲得與本國實力相匹配的國際經貿規範制定的話語權。美國長期佔據國際經貿規則的設計端、執法端,設計和維繫規則,制裁違背其國家利益和地緣戰略利益的國家或商業實體。因此,美國一手締造的國際體系越來越難以包容新興大國崛起並反映這些國家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治理權威”和“合法性”日漸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的挑戰。

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一大特點是“保護主義”。“保護主義”不僅表現在為他國貿易投資設置種種壁壘,也體現在伸展“長臂”制裁具體的國家,阻斷特定的商業聯繫,用作用範圍無限的《反海外腐敗法》來打擊可能削弱美國特定公司競爭力的“競爭國”跨國公司,用國內法來制裁、阻隔、“非法化”競爭對手的合法利益等。其中,美國以國內法界定製裁對象,並以硬實力割裂全球市場的行為,嚴重阻礙了中國等新興大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比較優勢。

全球化導致利益分散,事實上推動了世界形成多個權力中心。國際體系正處於加速分化進程中,世界日趨走向多極化。大國是推動國際經貿規則變化的主要力量,在“相互依賴”情況下,武力和硬實力的作用在下降,經貿規則領域的“攻防”則成為大國博弈的主題。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推動全球化的意志與動力明顯出現衰減,長期以來美國主導全球化的趨勢隨着疫情的加速而出現明顯逆轉。

中國經濟的發展使美國掌握和動用國際經濟資源的能力和手段的有效性出現減弱趨勢。疫情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後果,進一步推動了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加速了新的經濟格局產生,世界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權力緩慢轉移,東西方力量愈發均衡的秩序構建進程之中。美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近年來,無論是總統的行政命令還是國會議員的提案,都反映了美國政府試圖將中國的對外經貿“安全化”、“政治化”、“連帶化”。

中國力圖改變,但時機比能力更重要。在金融危機後,中國積極在“增量”上對全球經濟治理規則進行“改進”,抓住一切有利的機遇形成有利的局面。“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新的產業優勢對比,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復興的核心推動力之一。中美博弈再一次出現了新的對華有利局面,但舊有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經貿規則、投資體系嚴重地分割了世界市場,中國的經貿難以發揮比較優勢,中國也迴避不了美國的“長臂”。如何應對疫情所造成的新變局,逐步以“增量”方式打破既有的以美國“利益”和“偏好”所塑造的全球經貿藩籬,成為中國面對的現實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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